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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卜越 ]——(2022-6-11) / 已阅1037次

        香港:修正的“一国两制”
        卜越
        “一国两制”是中国政府为实现国家和平统一而提出的基本国策。“一国两制”因台湾问题而提出,但首先被运用到主权回归中国后的香港和澳门。
        “一国两制”,按照邓小平当初的构想,就是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
        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关于香港问题的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于1984年12月。这个时段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刚起步,学界、政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将来中国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实行什么样的政治、经济体制等方面的问题,都还处在认识朦胧阶段。
        改革开放前,中国内地还是清一色的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物质文化生活相对匮乏。改革初期是“摸着石头过河”。前几年主要是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解决温饱问题。1985年后改革才扩展到城市,主要是扩大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实行经营责任制。《民法通则》是1986年制定、1987年1月1日起实行的。到1991年,邓小平南巡的时候还在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提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1992年,中共中央才正式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而当时的香港,则与内地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景象。当初决策者能够看到、想到的“资本主义制度”,无非就是私有制、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等这些表象化的东西,还有不同于内地的“跑马、跳舞”等生活方式。而对香港回归后实行与内地不同的政治制度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以及如何把香港纳入中共领导下的国家治理体系等深层次的问题,则有一个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
        “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本来就是有争议的概念。“资本主义”的本义指的是伴随着欧洲工业革命成熟起来的一种经济制度,其基本特征包括私有制、资本成为生产的核心要素和主导性要素、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等。但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抗的时期,人们通常把“资本主义”作扩大化理解,用以指称资本主义国家的全部社会现象,包括政治、经济等社会制度,以及生活方式、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扩大化的理解是思维不严谨的一种表现。
        现代西方国家的政治民主制度和经济资本主义制度各有其产生、发展、运行的机理。二者虽相互作用,却并非简单的因果关系,也并非一定会相伴而生。生活方式与政治、经济制度的关系也是如此。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除了政治制度,中国可以或者应当学习、借鉴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几乎所有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代表着现代化。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是要全方位地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甚至包括政治制度中一些技术层面的东西,也就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要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事实上,当今的中国,除了基本的政治制度也就是政治制度的核心部分,其他的社会运行模式基本是从西方学来的。当然,这种学习并非照抄照搬,也有很多是结合中国国情的再创造。有些涉及面宽、改革难度大的如经济体制,中国至今还在持续地改进和完善,以求和发达国家的机制、体制更为接近和相融,比如最近还在申请加入 cptpp组织。
        而在政治制度方面,中国则坚持与西方发达国家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体制。这个从战争年代延续而来的类军事化的政治体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行政区划自上而下的隶属关系,下级单位的主要首长对上级负责。而在西方民主制度下,政府主要官员由民选产生,对选民负责。
        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上的,是现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竞争的结果。随着世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进步,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快速发展,中国的政治制度也不断自我修正与完善,其在社会治理上的优势已经充分展现。当然,西方民主制度也有其合理性和一些明显优势。两种制度都需要改进。哪种制度能够最终胜出,取决于各自演进的结果。这是题外话。
        1984年12月中英两国政府签署的《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中,中国政府声明其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共十二条,并以“附件一”对其作了具体说明。其中有关政治制度方面的内容,有三句特别重要的话:
        “保持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
        “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行政机关必须遵守法律,对立法机关负责。”
        第一句是一个承诺。第二句话是说,中央政府只管外交和国防。第三句是说,行政机关对立法机关负责。
        在上述十二条基本方针政策中,最后一条给政策的调整留了一个机会。该条是这样说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的上述基本方针政策和本联合声明附件一对上述基本方针政策的具体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之,并在五十年内不变。”
        从签订《中英联合声明》到颁布《香港基本法》,又过了5年多。相信在这5年多的时间里,决策层已经对上述允诺的未来香港实行的政治制度有了一些担忧,故在最关键的问题上作了修正——这是对《中英联合声明》中承诺的“一国两制”的第一次修正。
        1990年4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第四十三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首长,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依照本法的规定对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对中央人民政府负责——原来的十二条基本方针政策中并没有这个说法,而行政长官对谁负责是政治制度的核心问题,这就使香港的政治制度与西方民主制度有了质的区别。
        这句话也很有意思,行政长官是“对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什么?只是一个行政区划,而非权力主体,怎么和“中央人民政府”并列?然而,这一实一虚,行政长官实际上还是对中央人民政府负责。
        但是政治制度并非只有行政长官向谁负责一个问题,还有行政长官和议会的产生、二者的权力分配与制衡、公民的政治权利等多方面的问题。西方民主制度是政党轮替的制度。在野党想方设法推翻执政党并取而代之,这是西方国家正常的政治生活。而在香港行政长官向中央政府负责的政治体制下,一些政治行为必然受到限制或者被禁止。把两种不相容的政治体制混合在一起,必然引发社会冲突和对抗。
        香港回归的当事方英国是近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的发祥地和老牌殖民帝国,其国际政治的经验非常丰富。英国当局在向中国政府交还香港主权前,在香港建立了仿效英国议会民主制的“代议政制”,使之成为回归前既有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一部分。
        香港回归中国后,伴随着大陆经济高速发展,香港从中也获得了较大的利益。中国“韬光养晦”,中美关系、中欧关系都处在历史最好的时期,香港社会也相对平稳。但近几年,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改变,香港的问题也就逐渐凸显出来:政治不稳定,经济发展失速,社会矛盾加深。其中的原因当然很多,但当初制度设计的缺陷不失为一个重点。
        有缺陷就要修正。中共在其十八大后对“一国两制”再次进行了修正。2014年6月北京发布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中明确指出:“中央拥有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也包括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实行高度自治。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中央具有监督权力。”2021年12月北京发布的《“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白皮书说:“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宪法确定的国家宪制秩序的核心,是国家宪法制度的灵魂,在特别行政区必须得到切实尊重和维护。”“确保行政长官必须由中央政府信任的、坚定的爱国者担任。”
        针对香港近年来的政治乱象,北京逐步落实对香港的全面管制权:颁布实施《香港国安法》,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确保“爱国者治港”......。香港被进一步纳入中国自上而下、集中统一的治理体系。
        中国和西方的政治制度互不相容。北京坚持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国情等方面的特点,即便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也是对现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是效仿西方的政治制度。
        当初设想的“一国两制”只是侧重于中国大陆和香港在经济、法律制度以及生活方式上的不同,而忽视了不同政治制度的对抗性矛盾。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大陆和香港在经济体制、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别逐渐淡化。两地的法律制度虽有差别,但主要是法治水平的差别,而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差别。虽然香港有自己的货币,在关税制度、资本流动等方面还有其特点,但如果仅凭这些就称其为“一国两制”,那与原来设想或者承诺的“一国两制”也已经相去甚远。中国现在正在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若干年后,成熟起来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和香港更具相似性。我们能称其为“一国两制”吗?显然不能。
        香港有其地理、历史和文化的特殊性。在中美竞争加剧、中西方关系逐渐恶化的当下,如果香港的政治制度一如原来设想的那样而不予修正与完善,西方反华势力势必利用对其有利的一些条件,把香港持续当作其反华遏中的前沿阵地。
        主权和治权本来就是一个事物的两面。对外称为“主权”的,对内就是“治权”。没有治权,何来主权?放弃治权,就等于放弃主权。当初香港的主权回归中国,就是英国把香港的治权归还中国。中央政府对香港行使管制权,是中国对香港拥有主权的应有之义。
        香港只是中国的一个有高度自治权的经济特区,而非政治特区。如果是政治特区,那中国就不是单一制国家,而是联邦制国家了。香港并非定位于中国的一个联邦,行政长官对中央政府负责的制度安排已否定了香港政治制度为西方民主制度。所以,政治上的“一国两制”至始不成立。
        国家因应形势的发展,修正其对香港的方针政策,是必要的,也是正常的。对已经作出的政策进行修正,是任何国家都会有的情况。西方国家政党轮替,这样的情况更为常见。现代中国作为一个快速发展与进步的国家,不断修正已有的政策,是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一个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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